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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参政咨询 2013第5期】刘文典先生“二战”被劫藏书寻觅与反思

一、缘起

刘文典先生字叔雅,生于1889年12月,于1958年7月卒于昆明。刘文典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一代国学大师,早期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历任安徽大学首任校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教授。这位学贯中西的学界钜子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研究和教学,其教授课程从先秦、两汉、唐、宋、元、明、清到近代;从希腊到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其学术著述主要有:《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三余杂记》、《说苑斠补》、《进化论讲话》等宏篇巨制。在西南联合大学(抗战)期间,大量在我省报刊发表针对日本的军事、社会、经济的论文,旨在让国人了解日本,为打败日本树立坚强信心。

刘文典先生还是一位罕见的古籍收藏家,为了收藏古籍耗尽其大量精力和财力;甚至以化缘讨口来满足他收藏古籍的嗜好,以此来抢救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所有藏书自唐起上万册,视之为生命。1938年日本占领北平,为了粉饰太平,收买高级知识分子,日本占领者高薪邀请刘文典先生为日伪政府做官做事。刘文典先生以他中国文人特有的傲骨,坚决予以拒绝;当然,随之而来的则是被迫害和追捕。最后,刘文典先生抛家舍子逃往昆明。在昆明安顿好生活和工作后,才由太太张秋萍女士携幼子刘平章及万册藏书从北平辗转天津、香港、越南到昆;由于刘太太张秋萍女士携幼子、带四大箱藏书,实在困难重重,经刘文典先生学生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马鉴先生的体恤、挽留,把此万册藏书留在香港(中立区),以为是万全之策;不想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随之沦陷,此万册藏书全部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再无收归之望。

万册藏书被劫,成了刘文典先生的终身憾事;甚至,刘文典先生英华早凋也有其原因。当然,其夫人张秋萍女士也因此负罪抱憾终身。

刘文典先生爱子刘平章先生自懂事之日到耄耋之年,无时无刻不怀念这批中华民族文化之瑰宝,无时无刻不想找回父亲的这批精神财富。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统计财产损失时,刘文典先生视北京被占四合院为废土,独独报上了该批藏书为欲收回“财产”。可见,这批藏书在刘文典先生心中的地位,堪比生命还重要。

据说,解放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曾多次过问刘文典先生这批被劫藏书下落。

1938年至2009年60余年的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渺茫的被劫藏书有了一线希望。

 

二、破冰

万册藏书在消失六十余年后,突然有了一线生机,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初闻渧泪满衣裳”。

2009年初,刘文典先生爱子刘平章先生偶然机会发觉: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日本赔偿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1949年3月致国民政府教育部门的电文:查在日本东京上野图书馆存有被劫之我国图书500箱”;后来又从云南省档案馆提供的资料中也查实刘文典先生被劫藏书存于日本上野图书馆;再而通过(台湾)台北科技大学郑丽玲副教授发表的《校图书馆馆讯》发现了刘文典先生藏书已经日本政府赔还国民政府,最后落脚台北科技大学的事实。

上述消息一经落实,刘平章先生全家欣喜若狂;但通过什么办法澄清有些什么藏书?有多少数量?怎么沟通?成了刘平章先生的巨大难题。

有幸刘平章先生想起了笔者这个从事法律工作的忘年之交,凭着刘平章先生的信任与重托,思前想后用什么方式落实上述事实?从法律角度讲,毫无证据,无从下手。最后,刘平章先生听信了笔者意见,先去一信,“投石问路”。全然不知台北科技大学校长李祖添、郑丽玲副教授会是什么态度;但笔者与刘平章先生的致信还是突破60余年坚冰、发出了破冰之信。(全文如下):

  

尊敬的李祖添校長及鄭麗玲教授:

在下合肥劉文典先生之子,名平章。懷著十分冒昧和惶恐的心情,給您們寫信,不知是否妥當,望多多海涵!

往事不堪:“七七”蘆溝橋事變,先父為避日禍,輾轉天津、昆明,客座“西南聯大”。次年,先慈隻身攜幼童(平章四歲)及行李、書籍數十件重千餘斤,逃難香港,欲往昆明與先父團聚,其艱難困苦可想而知。在港得先父學生馬鑒先生(時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熱情接納,準備稍事休整,再啟程經越南、奔昆明。馬鑒先生為人正直、細緻、見先慈攜幼童長途奔波,已千難萬險,又攜帶千斤之行李、書籍,實在艱難;加之,三箱書籍,先父視同性命,途中若有閃失,豈不損了先父?香港屬英領地,時以為戰爭不可能發生;為先慈、幼童及書籍的安全,馬鑒先生建議:書籍暫留香港中文大學保存,先慈及幼童輕裝往昆明,待條件允許再將書籍取回。

先慈與幼童雖輕裝往昆明,但仍憂心忡忡,途中後悔:我等倒輕裝往昆,而先父視為性命之書籍,卻不在身旁,至昆如何向先父交待……。

果不其然:去越南船行,又經滇越鐵路,奔波至昆明,一家三口火車站灑淚相聚;之余,先父即追問書籍何在?雖先慈陳情再三,先父則長歎不已,淚往腹中流,數日不思茶飯;一家人戰火餘生,輾轉相聚,反成了哀事!更有甚者: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隨之淪陷,先父視同生命,先慈遺憾萬分之書籍均被全部掠走;先父聞知嚎啕不已,先慈更是心如刀剜。遺失的是民族瑰寶,遺失的是先父生命所系,遺失的是先父筆記、眉批等一生的學術成果。戰爭結束,先父向國民政府報送戰爭損失清單,視房產、金銀為廢土;而把該書籍作為第一要事,後又因國內戰爭,此事擱置不了了之。

先父1958年7月15日逝世,因此書籍而憂心,久久不能瞑目;先慈1979年8月8日隨之而去,也因此書籍而抱憾,依依不能善終。平章自知事至今數十年,因此書籍,奔走查詢,不得所安;先父先慈,每每夢中催告,每每夢中責怪,平章羞愧難對;平章現七十有五,可謂苦也!

半個多世紀輾轉,半個多世紀憂傷,幸得網路發達,平章偶然在貴校“圖書館訊第十期”見麗玲教授關於劉文典藏書之文章,真是“初聞涕淚滿衣衫”。平章劉氏家族,半個多世紀的企盼,終有一點線索。更慶倖的是,貴校及學者對該書籍精心保護;否則,平章劉氏家族還要抱憾至何年、何月、何日、何代?

近年太平盛世,家父遣作《劉文典文集》及續書相繼出版;文學家、訓古者的研究成果紛紛付梓。平章及家族先後將先父藏書、藏畫、藏物捐安徽大學、安徽省博物館;其中雖含稀世珍寶,平章及家族卻不敢據為己有,仍隨先父先慈宿願,將其視為中華民族共有之財富。

致函李校長及麗玲教授目的有三:一曰:平章劉氏家族三代,真誠感謝李校長及麗玲教授,並建立聯絡;二曰:順信贈《狂人劉文典》及碟二片給李校長及麗玲教授,雖書中有史實觀點平章有所保留,但筆者辛勤不敢疏視;僅便於李校長及麗玲教授,對家父及平章有所瞭解;三曰:拜託李校長及麗玲教授介紹貴校保存先父書籍之概況。

平章與李校長及麗玲教授素昧平生,卻如同老友,如此叨叨,實望海涵。

餘言下敘,順頌春安!

 

 大概是刘平章先生感人肺腑的寻书之举感动了这位李祖添校长。刘平章先生的信函发出一个多月后,奇迹发生了,李祖添校长回来一信(全文如下):

 

 平章先生雅鑒:

大函奉悉,感謝您千里贈書《狂人劉文典》及光碟二片。同時,得知您多年來輾轉尋訪劉文典先生遺作的心情與毅力,讓人欽敬佩服。函中囑託欲瞭解劉文典先生書籍概況,經查詢本校圖書館現有典藏書刊,與劉文典先生相關之書目,羅列如附清單計11冊,請您查收參考。耑此奉複,敬頌時綏

 

 

李祖添校长只认可台北科技大学仅有刘文典藏书11册,并附来清单;显然李祖添校长是意识到了这批藏书的重要性。

此次信函往来虽然让人啼笑皆非、竹篮打水,但总算是万里冰封被破开了一个小小的斑驳。

 

三、融冰

李祖添校长的推诿态度,使寻书这千度高温的热情又重新堕入了冰凉的深渊。

2011年7月,刘平章先生查到台北科技大学(2006年)第二学期第6次行政会议纪录,该记录记载了国学大师刘文典藏书情况。

2011年7月31日,刘平章先生再次致信李祖添校长,希望往台北科技大学面谒这批图书,同时感谢台北科技大学60余年来对藏书的呵护。三个多月后,李祖添校长回信:“已经退休,请接洽新任校长办理。”

好不容易,刘平章先生查到新校长姚立德先生,赶紧修书致信姚立德校长;幸得姚立德校长热情回信,并同意刘平章先生及家人前往面谒这遗失60余年的宝藏。

2012年3月、2012年6月,刘平章先生及家人得以前往台北科技大学面吻、抚摸充满刘文典先生笔迹、汗渍、指纹,甚至烟草味的宝藏。

而千辛万苦,并不一帆风顺,1、寻到藏书并不是原来的记载数量;2、台北科技大学还是有人防贼一样的闪烁其辞、躲躲藏藏;3、刘平章先生因学术需要想“借两册”也遭到拒绝。

该批藏书的命运令人堪忧。谢谢刘平章先生及家人对笔者——一名普通法律工作者的信任,多年的寻书之旅,刘平章先生每一步都与笔者论证、商量、实施,我们有喜为之喜,有悲为之悲。上月刘平章先生邀笔者聚餐,笔者看到了80高龄的平章先生精力已不比当年,其相濡以沫的夫人也刚住医院出来。我为俩位老人的执著而怆然,也为俩位老人的命运和此批藏书而忧心重重,每每想来彻夜难眠。

 

四、反思

著名学者李霖灿先生的爱子、学者李在中先生常说:“时代伟大,人也不渺小。”

“二战”是灾难,是民族的巨大悲剧,但大量的学者南迁,大量的文化营养输送,给我西南边鄙送来文化福音,抗战文化是我省文化文明的重彩浓抹,没有这次文化大挪移,不知昆明会怎样?如何继承发挥这一特有的文化现象,我们是否应该三思?

“时代伟大,人也不渺小”,多少可歌可泣的文化大家,洋洋洒洒;还有很多默默无闻,埋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璀璨明珠(如:中国“雪山宗”画派创始人、新国画先驱李晨岚先生的发现,也是起源于几个平头百姓,“文化志愿者”)。

刘文典先生对我国文化的杰出贡献,让人肃然起敬;但掘来掘去,只有刘平章先生及一批老、弱、病、残的家人与寥寥无几的几个“文化志愿者”,甚是让人痛心疾首。

前几日,偶遇艾思奇先生儿媳大力女士;听大力女士一席话,让笔者羞得半死,大半天回不过气来!大力女士致电给某领导:“艾思奇夫人希望来云南看看,请贵领导提供一些方便。”接洽领导大愕:“艾思奇同志是哪个部门的领导?是什么级别?”搞得艾氏后人哭笑不得,在云南隐居数月,悻悻离开。

文化是伟大的,是任何洪水猛兽都攻克不了的一种现象,纵观世界历史,没有“外来入侵者”消灭文化,反倒文化淹没“外来入侵者”的现象则屡见不鲜。

笔者希望我省能向安徽大学(刘文典先生任首位校长的大学)学习,他们尊重文化、敬重文人,先后为刘文典先生塑像、建纪念馆、建学术周,大量举行刘文典先生为主题的文化活动;在向台湾寻书活动中也雪中送炭;甚至安排专人参与寻书之旅。当然,刘平章先生也投桃报李,先后向安徽大学捐赠刘文典先生所藏董其昌(明)的书法作品,价值万金;又赠安徽省博物馆孙中山先生题写给刘文典先生的亲笔对联,具有较大历史文化价值。一个文人的发掘,一个文化现象的发扬,给安徽省及安徽大学带来了社会、经济效益双丰收。

比较之下,我们太过于疏谩、太过于声音大于行动。若能把“二战”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使我省(市)文明、文化有较大较新的亮点,岂不“借风使舵、一帆万里”?岂不使冰雪融化,春风吹拂三迤大地,造福于我省(市)?

刘文典先生是国宝,如果借此破冰、融冰之举使刘文典先生及其贡献成为省宝、市宝,该多好啊!(刘胡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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