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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分居期间的共同债务认定问题案例分析

文章来源: 吕芊璇 律师

  • 案情介绍

本案原告女方与被告男方于2002年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一女。

  • 争议焦点

本案争议的焦点为:男方于分居期间以欠其个人开办公司借款为由,向另一企业举债人民币壹仟伍佰余万元,而由此产生的债务是否属于共同债务。

  • 背景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第四十七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人民法院对前款规定的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予以制裁。”

婚姻法解释二第八条规定:“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或者当事人因离婚就财产分割达成的协议,对男女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因履行上述财产分割协议发生纠纷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

 

  • 法理分析

从《婚姻法》和司法解释的现有规定来看,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主要考察其使用范围及目的,即是否用于支付共同生活费用、赡养老人或抚养子女。

  • 个人观点

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夫妻分居期间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负担巨额债务或恶意举债,在离婚时主张夫妻共同债务要求另一方承担的情况,该种情形下的债务是夫妻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共同债务、如何衡平第三人利益及交易安全与配偶一方的合法利益已经成为审判工作的疑点和难点。

结合本案实际,本案双方当事人已于2009年9月7日分居,被告开办的公司与原告无任何利益来往,原告也未接受任何形式的公司收入。且不说被告以自己欠自己个人独资的公司借款为由颇为牵强,较容易产生恶意举债的嫌疑。即使该笔债务确实真实存在,也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不应归于夫妻共同债务。

其一、从国外立法中关于别居制度及解释二第24条的立法模式看,别居又称分居,是经法院判决或双方协议在不解除夫妻关系的情况下免除夫妻的同居义务的一种特别的法律制度。法国、德国和瑞士等国民法典中均明确规定了别居制度。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虽未明确规定别居制度,但承认事实上的别居,即暂时停止其同居义务。法国、德国和瑞士等国家设立的别居制度的主要特征是:别居须依据约定或法院裁决;别居不影响夫妻扶养义务,但会影响夫妻财产即夫妻分居当然转化为分别财产;别居期间不产生日常家事代理权;别居一定期限后构成离婚的法定理由。台湾地区承认的事实别居虽然不影响夫妻财产制,但别居期间日常家事代理权终止则与上述国家是一致的。由此可见,无日常家事代理权当然不会产生别居期间一方负债推定为共同债务的情形发生,司法解释二第24条只对两种除外情形进行了规定,对分居期间债务性质未予以明确,但该解释系引荐日常家事代理制度而来已成共识,根据其立法精神,理应将分居期间一方举债排除在夫妻共同债务之外(巨额举债更是超出了“家事”的范畴而不应适用);

其二、从夫妻财产所有权及其立法精神和分居的特征上分析,《婚姻法》第18条及19条规定的财产制类型(无论是分别财产制、共同财产制还是部分分别部分共同财产制)均是以夫妻共同生活为前提,即夫妻共同生活、履行同居的义务是设立财产制和进行债务承担的立法基础,反之,无夫妻共同生活,则无设立财产制及债务承担之必要。而从夫妻分居的主要特征即人身、财产及事物上的各自独立性、行为上(包括债务设立)的单一性、双方既无举债之合意,也无通知之可能,故分居期间一方举债作为共同债务不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也与我国财产制是以夫妻共同生活为基础进行债务承担的立法精神相背;

其三、从利益衡平看,分居期间将一方举债推定为一方债务有危及第三人利益和交易安全之嫌,而在分居情况下将该债务推定为共同债务同样也存在明显损害配偶另一方利益的正义缺失,如何衡量二者之间的利益呢?这就要举证责任原理、逻辑与推定原则、法经济学成本分析及表见代理的自由与限制四方面进行综合考量,以寻求利益冲突中的妥协与平衡,首先,从举证责任原理和法经济学成本分析看,非举债一方要保护自己的权益,至少需要证明两种或然事实,即举债一方负债是与第三人串通亦或恶意举债,或者是举证证明双方已经分居且第三人举债时对分居事实已经明知且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即缺乏表见代理的构成要件),才可达到所举债务为举债人个人债务的证明程度,而举债一方只要有证据证明所负债务基于法定或约定为共同生活负担、第三人只要证明其已尽到审慎注意义务即可达到证明要求即可满足该债务为共同债务证明要求,可见,衡量二者之间证明利益轻重是该债务应推定为个人债务还是共同债务的关键。显然,非举债配偶一方证明其举债方负债时夫妻双方已分居的事实并较为容易,但要求其证明第三人与举债方负债时第三人已知晓双方分居的事实且未尽到审慎注意义务(或者为恶意)的情形,或者直接证明第三人与举债人双方为恶意串通事实,其证明难度较大甚至根本无法举证。反之,在夫妻双方分居事实可确认的情况下,由举债一方举证证明分居期间举债系依据法定或约定为共同生活之需要(如为履行相互扶养、子女抚养等法定义务或合意举债)而负债则相对容易得多,也符合主张积极事实一方应所主张的积极事实承担举证责任的证明规则,同理,假使第三人可参加诉讼形成三方诉辩对立局面时,由第三方对分居期间举债时其已尽到审慎的注意义务进行补证亦较非举债一方的配偶的上述举证责任要容易多。从法经济学角度衡量,婚姻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追求以最低下成本实现最高效率是法经济学的核心,在非举债配偶一方的举证成本显然要远远高于举债一方及第三人的证明成本,应将证明责任分配给法经济学成本比较低的方即举债一方,这也有利于节约和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其次,根据逻辑推定原则探讨,因夫妻债务具有财产性和人身性双重性,而夫妻分居时财产及债务的人身性要较共同生活时凸现,分居的独立性和单一性特征也要求对分居期间债务给予特别保护,在此情况下适用逻辑推定原则时,理应遵循由证明义务较轻的一方承担不利推定的原理,即将举证责任分配给证明责任较容易的举债一方,在其举证不能时作为对其不利的推定即该债务为共同债务,而不能将举证责任分配给举证难度很大甚至根本无法举证的非举债配偶一方,由其承担举证不能时不利推定后果(即推定为共同债务),二者比较而言,显然前种推定更合乎逻辑规律,也更公平合理。所以在夫妻利益冲突与平衡时应将分居期间一方的举债首先推定为个人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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