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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监护人不当利用亲密关系的法律行为效力认定

本文荣获第十届西部律师论坛三等奖

作者: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周长泳

摘 要

   《民法总则》第35条第1款规定,非为被监护人的利益,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该法律规范为效力性强制规范,监护人违反该法律规范而不当利用亲密关系实施的单方法律行为和双方法律行为均属无效的法律行为,可通过善意取得制度、表见代理等制度对支付对价的善意第三人加以保护。监护人对其不当处分被监护人财产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并不是该法律行为有效的辩护理由,而是在认定监护人非为被监护人利益而处分其财产的法律行为无效后,尚不能保护被监护人利益,法律为救济被监护人的利益而设定的第二重保护手段。对于被监护人利益的判定,应摒弃“抽象利益判断”的形式判断标准,采用实质判断标准衡量“利益”,即“处分结果”和“处分目的”之上不存在不利益性。

关键词

关键词:亲密关系  倡导性规范  效力性强制规范 管理性强制规范

一、被监护人利益的认定

由于被监护人行为能力的全部或者部分缺失,其欲实施的与其年龄、智力、精神等状况不相适应的法律行为需要其监护人代理,而代理人与被代理人之间存在利益上的冲突,使得代理制度存在代理成本,为避免代理成本的过分扩大必须对被代理人的目标进行明晰化。在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关系中,被代理人的目标就是被监护人的利益最大化,然而被监护人利益的判断标准具有高度的模糊性,蕴含较强的自由裁量性;对其判断,不单单关乎对过去以及现实因素的考虑,而且还可能涉及到对未来的预测和期待。[1]管见以为,应从理论和实践上判定被监护人的利益。

 

 

(一)

理论上的判定

 

王泽鉴先生对被监护人的利益列举了几种情形,如为了子女的医疗费转让子女的股票,低价购买、高价出售不动产,用未成年人的财产为其未成年人的债务而设定抵押权[2]然而,管见以为该观点虽可咨借鉴,却并未抽象出一般规则。张新宝教授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指的是被监护人物质、精神生活的满足和自我发展的实现等方面的需求。[3]然则,该认定标准又过于宽泛,可能会将部分不属于被监护人利益的事项纳入其射程之内。管见以为,被监护人的利益的判定,也仅限于被监护人衣食住行、医疗等日常生活方面和正常发展的必要需求,即使为被监护人的债务担保设定抵押权,则该债务的发生也是为了被监护人日常生活和正常发展的迫切需要等。外国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如《瑞士民法典》第319条从正面明确规定子女的收入只能用于子女的扶养、教育及职业训练或者用于合理限度内的家务

 

需要注意问题有二:

一是,被监护人生活与发展的需要和抚养(扶养、赡养)义务人的义务之间的关系;二是,被监护人的利益究竟是法律上的利益还是经济上的利益。

对于第一个问题,必须要明确的是,监护人和抚养(扶养、赡养)义务人可能是同一的关系,也可能是分离的关系。

在监护人和抚养(扶养、赡养)义务人是同一关系的情形下,监护人和抚养(扶养、赡养)义务人的双重身份极容易混同,监护人很可能滥用监护人的身份而逃避义务。此时监护人不能不履行抚养(扶养、赡养)义务人的义务,而径行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或者径行以被监护人的名义负债,若违反“履行义务——履行不能——处分财产”顺序的限制,则不能认定是为被监护人的利益。

在监护人和抚养(扶养、赡养)义务人是分离关系的情形下,监护人必须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及时向抚养(扶养、赡养)义务人主张抚养费(扶养费、赡养费),在义务人的履行结果不能实现或者不能满足被监护人日常生活和正常发展的需求时,方能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或者对外举债。

对于第二个问题,涉及到法典中同一用语能否作同一解释的问题。《民法总则》第19条和20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纯获利益的法律行为,此处的“利益”与第35条的“利益”所指是否同一?管见以为,不能作同一解释。

首先,第19条和20条的“利益”应作法律层面的判断[4]因为,纯获利益的法律行为无需法定代理人的代理,而限制行为能力人又存在理性不足,无法预知经济利益的后果,从而导致交易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此为避免该缺陷,只能采用法律层面的判断标准,即“纯获利益”指的是行为能力人只享受权利而不负担义务。

其次,从目的解释上看,第35条第1款的目的为保护监护人而限制监护人的行为。被监护人的利益不是单一标准的最大化,其利益可能是财产性的,也可能是人身性的;既可能是物质性的,也可能是精神性的。

[5]再次,被监护人的利益并不能采用单纯的财务标准。对于被监护人而言,生存利益是其最根本利益,即使要追求经济利益,也必须是在保障生存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而经济活动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如果纯粹采用经济利益的判断标准,可能会导致被监护人的生存利益处于高度的风险之中。因为,经济活动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也许在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时获得正的经济利益,然而随着各种因素的变化,可能导致该经济利益为负。最后,被监护人的利益也需要考虑被监护人的意愿。即使从经济利益的标准来说,对被监护人的利益是最大化的,但是如果被监护人又有与经济利益最大化相悖的意愿,则只要既不影响被监护人的生存利益,又符合民法上的公平、等价有偿原则,则被监护人作为自然人的独立人格和意志自由应被尊重。

 

 

(二)

实践上的认定

 

理论上的界定,总是抽象的,需要辅助以具象的司法实践来说明或者检验。类案研究能够促成抽象规则的具体化。[6]通过类案研究,被监护人利益具体包括如下:(1)被监护人医疗健康所需;[7](2)为被监护人生活和学习上的需要;[8](3)必要的护理费和生活费所需。[9]除此之外,还应包括被监护人因侵权所负的赔偿。  因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2条的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因侵害他人而造成的赔偿,其有财产的,先以其财产赔偿。虽然该种赔偿不能增加被监护人的积极财产,但是却较少了被监护人的消极债务,这也是一种利益。

需要讨论的是,司法实践中,以下几种情形是否可解释为被监护人的利益?第一种以被监护人的财产为家庭经营负债作抵押第二种处分被监护人财产而清偿家庭经营负债第三种为被监护人的父母、子女、配偶等近亲属的健康而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第四种为被监护人的未成年兄弟姐妹的扶养而使用被监护人的财产

对于第一种情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认为监护人借款经营的所得利益是家庭所得,也属于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10]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认为,担保属于无偿的法律行为,其不能解释为被监护人的利益。[11]管见以为,首先,担保往往是无偿的,被监护人以自己的财产为他人债务无偿的作抵押,难谓是直接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其次,以被监护人财产为家庭债务担保并不必然导致被监护人受益。一方面,虽然家庭经营经济效果的好坏往往直接关系到被监护人的生活条件的优劣,但是以被监护人的财产作为抵押,致使被监护人财产的安全性处于不确定状态,也难谓是间接的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另一方面,被监护人并不一定能够享受到家庭经营活动而带来的利益。最后,被监护人的生存利益高于一切,监护人不能以改变被监护人生活的理由,而将被监护人的财产用于高风险的经营性活动中,致使被监护人的生存利益处于高度风险之中。

对于第二种情形,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认为监护人的经营状况直接关系对被监护人的抚养能力,可以解释为间接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12]而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认为,即使是为了被监护人的生活和学习,但也需要证明处分被监护人财产的紧迫性和急需性。[13]管见以为,将被监护人的财产用于清偿家庭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也不是为被监护人的利益。首先,家庭经营的结果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被监护人的财产应该与被监护人(或者其家庭)的财产区分开来,不应用被监护人的财产为高风险投资活动的负债买单,否则有损被监护人的生存利益;其次,将被监护人的财产用于清偿家庭经营活动所负债务视为是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其背后的逻辑是将被监护人的财产与监护人或者其家庭的财产混同,被监护人的财产应当单独管理,不应将其个人财产与家庭财产混同。最后,即使用被监护人的财产扩大家庭经营的规模,也必须证明家庭经营活动与被监护人生活和发展上具有相当的因果关系,并且这种财产处分和家庭经营活动较为迫切。如果不同时具备相当因果关系和迫切性,则不能认定是为被监护人的利益。

 

被监护人的财产能否用于支付其近亲属的医疗费,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认为其属于间接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14]管见以为,对被监护人而言,其父母、子女、配偶等近亲属的健康,是关乎被监护人的人身利益或者精神利益。将被监护人的财产用于支付其近亲属的医疗费,从财务标准上来说,肯定不是利益的体现,但其获得的是精神上的满足,同样是一种利益,并且这种利益无法用经济标准来衡量。

为了被监护人近亲属的健康,监护人可以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但是要受到以下限制:(一)不能影响到被监护人的生存利益;(二)不能超过被监护人所愿意支付的限度。对于第四项的判断,管见以为应与第三项的判断是一致的,唯应注意的是,抚养人不能逃避自己的义务。

 

 

二、《民法总则》第35条第1款规范的性质

   

   《民法通则》第35条第1款,是倡导性规范还是强制性规范?司法实践中,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认为该规范并不是强制性规范。[15]然而,也有法院认为该规范属于强制性规范,但又存有分歧,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该规范为管理性强制规范;[16]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云南省祥云县人民法院、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认为该规范为效力性强制规范。[17]该规范的性质究竟如何,需要明确,方能对违背该法律规范的法律行为的效力作出准确判断。

 

 

 

(一)

《民法总则》第35条第1款不是倡导性规范

 

所谓的倡导性规范,就是倡导和引诱当事人采取特定行为的规范。王轶认为,我国当前立法未采用合理的立法技术对强制性规范和倡导性规范进行区分。[18]《民法总则》第35条第1款也正是因为这一缺陷而面临解释上的困难。管见以为,该规范并非倡导性规范。首先,倡导性规范发挥的是引导的作用,而强制性规范发挥的是裁判的功能。法院在审理监护人处分被监护人财产案件时,往往依据的是该规范,《民法总则》第35条第1款是一个裁判规范。[19]其次,倡导性规范的目的是提示行为人行为的后果。[20]该规范的目的是规范监护人处分被监护人财产的行为,而不是提示监护人如果其非为被监护人的利益而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其需要负担赔偿责任。最后,该规范的目的强制监护人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必须是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而不是倡导监护人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要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

 

(二)

《民法总则》第35条第1款为效力性强制规范

对于效力性强制规范的认定,有学者从正反两面判断。正面的判断标准为:法律规范明确表明违反该规范的,法律行为无效或者违反该规范将会有损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反面的判断标准为,该规范的目的是为行政管理的需要,则其不是效力性强制规范。[21]韩世远教授从反面进行判定,即如果不是必须使得该法律行为无效,也可实现该法律规范的目的,则其不是效力性强制规范。[22]朱庆育认为,效力性强制规范与管理型强制规范的判定,应以规范的目的来界定。[23]许中缘认为,如果该规范既禁止特定行为的行为模式,又禁止特定行为的行为后果,则其为效力性强制规范。[24]谢鸿飞认为,对于违背强行法的法律行为并非都是无效的,判断违反强行法的法律行为的效力有三种判断路径:一是探究公法规范的目的是否是禁止法律行为本身;二是对公法规范直接进行分类;三是通过个案的综合判断来决定法律行为的效力。[25]可见,学界对效力性强制规范与管理性强制规范的界定也是各言其是,并未形成统一的共识。然而,却大都关注规范的目的。

    管见以为,《民法总则》第35条第1款为效力性强制规范。首先,非为被监护人的利益,不得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该规范的目的是限制监护人对被监护人财产的处分行为,以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安全。如果监护人是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则可以对被监护人财产进行处分;如果监护人并非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则其对被监护人财产的处分行为是被禁止的。其次,违背该规范会间接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如果违背该规范,会直接对被监护人的利益造成损害,一旦法律不禁止此类行为,将会导致被监护人的利益受损,甚至会导致被监护人丧失生存利益。在我国被监护人数量众多的国情下,被监护人生存利益的丧失,带来的后果必然是社会成本的增加,间接危害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再次,该规范既禁止监护人不当利用亲密关系而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也禁止监护人处分被监护人财产的法律后果。被监护人的财产不能因为监护人的肆意处分而发生转移或者灭失,这是该规范的应有之义。最后,国家禁止监护人不正当利用亲密关系而处分被监护人财产的行为,并不会影响交易安全。虽然该处分行为可能涉及到交易安全,但是却可通过善意取得、表见代理等制度来维护第三人的利益。

 

三、监护人不当利用亲密关系法律行为的效力

   陈棋炎先生认为,为保障交易安全,宜将监护人对被监护特有财产的处分行为,一律认定为有效。[26]王泽鉴先生主张废除台湾“最高法院”的无效说,其基于保护交易相对人的角度,主张处分行为有效。[27]戴炎辉教授、黄宗乐教授认为处分行为有效;戴东雄教授从先前的因违反强制性规定的无效说而转向了无权代理说,史尚宽教授也持无权代理说;陈计男教授认为非为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而处分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是为无权处分。[28]林秀雄认为,将其认定为有效,固然符合法理,然而却未考虑到未成年子女的利益。[29]管见以为,上述观点不具合理性,监护人不当利用亲密关系而处分被监护人财产的行为一律无效。笔者将区分单方法律行为和双方法律行为,对监护人不当利益亲密关系实施的法律行为的效力进行分析。

 

 

(一)

单方法律行为应为无效

 

典型的单方法律行为是抛弃。监护人以被监护人的名义放弃本属于被监护人的财产或者财产权益,其并非是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此时为了保护被监护人的利,只能认定该法律行为无效。司法实践中,多数法院坚持这一观点。

如“长沙县黄花镇黄垅新村大英塘村民组与柳雪辉、宋某某、长沙县黄花镇黄垅新村村民委员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张某甲等与李某甲等共有物分割纠纷上诉案”、“文登信亚机电有限公司与李树兰等劳动争议上诉案”、“林思敏与严丽敏、王振球民间借贷纠纷案”中,法院也都将监护人非为被监护人的利益而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或者财产权益的单方法律行为视为无效。[30]此外,因为单方法律行为并不会涉及到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因此确认监护人非为被监护人的利益而处分被监护人财产的单方法律行为无效,并不会影响到第三方的利益,还可以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从而实现被监护人利益保护与交易安全之间的协调。

 

(二)

双方法律行为亦归无效

 

 

监护人不当利益亲密关系而处分被监护人财产的双方法律行为,典型的有买卖、赠与、抵押,而该双方法律行为亦无效首先,《民法总则》第35条第1款是效力性强制规范,违反该规范的双方法律行为无效,这是效力性强制规范的应有之义。其次,认定监护人不当利用亲密关系实施的处分被监护人财产的双方法律行为无效,不会影响交易安全,亦不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因为,如果第三人是善意的,其并不知道监护人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并未是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即使该双方法律行为是无效的,第三人也可以通过善意取得、表见代理制度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如果第三人知道或者应该知道监护人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并非是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则是违反《民法总则》第35条第1款这一效力性强制规范所应承受的不利后果;并且,如果第三人的主观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则该双方法律行为也会落入《合同法》第52条第2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范畴,导致该法律行为无效。最后,《民法总则》第34条第3款和第35条第1款,应作体系解释。《民法总则》第34条第3款规定,监护人应对其不履行监护职责和侵害被监护人权益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从《民法总则》条文的体系化安排来看,监护人承担法律责任的条文位于监护人处分被监护人财产的条文之前,因此不能推出前者是后者的必然救济途径。如果监护人不当利用亲密关系而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自然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监护人承担法律责任,并不是监护人非为被监护人利益而处分其财产的法律行为有效的辩护理由,而是在认定监护人非为被监护人利益而处分其财产的法律行为无效后,尚不能保护被监护人利益,法律为救济被监护人的利益而设定的第二重保护手段。即《民法总则》为被监护人的财产保护设置了两道保护途径,一种是事前的效力认定,一种是事后的救济,即使第一种保护路径受到破坏而不能发生作用,第二道保护路径即可发生补救作用,从而避免对被监护人的财产保护直接落入最不利的地位。

 

(三)

法律行为的效力与对第三人的保护

对于监护人非为被监护人利益而处分被监护人财产的双方法律行为效力的判定,其不容忽略的两个问题:其一,对交易相对人的保护;其二,对被监护人的保护。虽然被监护人往往处于弱者或者被保护的地位,但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私法规范,在价值衡量上无法作出“保护弱势的被监护人比保护善良的交易相对人更优先”的价值判断。因此,“无效说”的特点是保护了被监护人的利益,但影响交易安全;“有效说”的特点是维护了交易安全,但对被监护人利益的考虑不周;“无权代理说”和“无权处分说”虽然考虑被监护人的利益,但是会导致交易安全处于不稳定的状态。[31]

如果将监护人非为被监护人利益而处分被监护人财产的双方法律行为认定为无效,则对交易相对人的保护是否就真的无从保护?管见以为,应当考虑两个因素:一是交易相对人取得该财产是否是基于对价取得;二是交易相对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监护人非为被监护人的利益而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按照处分被监护人财产的双方法律行为的发展阶段,分为已经履行完毕的和合同已生效但尚未履行完毕的两种。对于已经履行完毕的法律行为,如果交易相对人是按照公允对价取得,并且,其不知道且也不应知道监护人非为被监护人利益而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则该双方法律行为纵使无效,交易相对人也可以根据善意取得制度来维护交易安全;如果交易相对人不能同时满足对价取得和善意两个条件,则纵使该法律行已经履行完毕,为保护被监护人的需要,依然可以要求交易相对人返还该财产。对于合同已生效但尚未履行完毕的双方法律行为,如果交易相对人同时满足对价取得和善意不知情两个因素的要求,因为交易相对人有足够的理由信赖监护人是为被监护人的利益而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因此,即使法律行为因为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而无效,但是法律行为无效后,又有适用表见代理制度的空间,则可以通过适用表见代理制度来保护支付对价的善良的交易相对人;如果交易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监护人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并非是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此时,即使交易相对人支付了公允价值,但是对交易相对人的保护就要让位于对被监护人的保护,则该法律行为因双方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和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而无效,自然也不会影响交易安全;对于尚未履行的无偿赠与合同,也完全可以通过任意撤销权而不予履行,即使是经过公证的、道德性质的、公益性的赠与也可以赋予任意撤销权,因为在照顾好自己的情形下再去关爱他人,是最朴素的道德与法律理念。

 

四、结论

最佳的代理效果是寻求监督成本、激励成本和偏离被代理人目标的成本之和最小化。给予监护人奖励也是一种做法,但是我国并未规定对监护人予以报酬。然而,可以通过建立健全监护人处分被监护人财产的监督机制来促进被监护人利益的最大化。主要的措施包括建立被监护人财产的处分程序,如对被监护人财产的重大处分行为,需要经过家庭会议的讨论,经2/3以上的多数同意票,方能进行处分;严格区分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财产。

被监护人的利益事关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而监护人却可能利用其和被监护人的亲密关系而随意的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因此,必须明确非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处分被监护人财产的法律行为无效。同时,需要注意对交易相对人的保护,不能使善意的交易相对人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必须从根本上构建监护人财产的管理机制和处分程序,以从根本上防止监护人不正当利用亲密关系而侵害被监护人的财产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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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津0115民初10347号:李素兰等诉李某某债权纠纷案;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沪0105民初848号:海长宁区逸仙第三敬老院与王桂兰、金建婷等服务合同纠纷案。

[10]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015)浦民一(民)初字第36454号:顾惠良与张志钢、吕丽君等民间借贷纠纷案;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04)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217号:徐肖英等与广州市新华农村信用合作社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

[11]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杭滨民初字第258号:孙阿大、陈奕楠与周如平排除妨害纠纷案。

[12] 浙江省诸暨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绍诸民初字第1764号:原告何××为与被告陈甲、陈乙、连×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浙江省新昌县人民法院(2007)新民一初字第797号:施振星诉赵某等房屋买卖合同案。

[13]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丰(汉)民初字第67号:冯某1与冯某2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14] 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吴开民初字第398号:徐某与高洁、徐碧兰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15] 参见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杭滨民初字第51号:许惠敏与赵国红、赵德贤等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16] 参见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浙04民终1531号:上诉人胡骥远因与被上诉人胡志兴、朱取宝、胡顶松、俞丽娟、胡慧娟、沈佳明确认合同无效纠纷案;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浙甬民二终字第369号:金某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17] 参见浙江省嘉善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嘉善商初字第506号: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陆佩华、张小弟抵押合同纠纷案;云南省祥云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祥民初字第1046号:云南祥云渝农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张莉萍、段弼仁等人借款合同纠纷案;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永法民初字第01603号:唐某某与唐某甲不当得利纠纷案。

[18] 王轶:《论倡导性规范》,《清华法学》,2007年第1期,第73页。

[19] 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6)甘0502民初35号:史彦玲与吴玮、第三人杜占山、吴倩占有物返还纠纷案;河北省邯郸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2015)邯县民初字第1711号:孙宁与李震龙、常应红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仓民初字第5386号:林文星与郑依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20] 刘贵祥、吴光荣:《论未经抵押权人同意之抵押物转让的效力》,《比较法研究》,2013年第5期,第41页。

[21] 沈德咏、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9年版,第112——113页。

[22] 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78页。

[23] 朱庆育:《<合同法>52条第5项评注》,《法学家》,2016年第3期,第153页。

[24] 许中缘:《论违反公法规定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法商研究》,2011年第1期,第60页。

[25] 谢鸿飞:《论法律行为生效的“适法规范”——公法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及其限度》,《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第131132页。

[26]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75页。

[27] 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88页。

[28] 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210页。

[29] 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9-210页。

[30]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长中民未终字第07884号:长沙县黄花镇黄垅新村大英塘村民组与柳雪辉、宋某某、长沙县黄花镇黄垅新村村民委员会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4)益法民一终字第153号:张某甲等与李某甲等共有物分割纠纷上诉案;山东省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7)鲁10民终4号:文登信亚机电有限公司与李树兰等劳动争议上诉案;(2016)粤0606民初15155号:林思敏与严丽敏、王振球民间借贷纠纷案。

[31] 孟令志:《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的几个基本问题研究》,《法商研究》,2007年第3期,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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