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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共赏∣第九届西部律师论坛获奖论文展(三)----辨析疑罪从无与实践中的疑罪从轻

 2017-09-25 蒙彦钧 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

 

第九届西部律师论坛获奖论文展

辨析疑罪从无与实践中的疑罪从轻

蒙彦钧 律师

疑罪从无原则

疑罪从无原则是世界各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其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在既不能排除被告人的犯罪嫌疑又不能证明其为真正的罪犯的两难情况下,从法律上推定被告人为无罪。

疑罪从无作为一个派生原则,其理论来源为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原则认为任何人在未经法定的诉讼程序依法确定为有罪之前,都应推定其为无罪之人。无罪推定在启蒙运动中被作为一项思想原则提出,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认为:“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只要还不能断定他已经侵犯了给予他公共保护的契约,社会就不能取消对他的公共保护。”而在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中则是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对该原则进行规定。该原则的意义在于否定了封建社会先定罪后证明的纠问式诉讼程序,为当时的资产阶级人权运动提供了司法上的设想。在刑事诉讼中,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方承担,被告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控诉方应尽其所能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对于被告人的指控是属实的,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使法官形成内心确信,否则就要承担败诉的后果。这就是疑罪从无原则的直接渊源。

我国于1996年首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无罪推定与疑罪从无原则,2012年修改时保留了这两条规定。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刑事诉讼法向来有小宪法之称,其目的和任务不仅是惩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更是通过严格的程序设计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来保护其基本人权不受国家暴力机关的侵犯。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关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规定,表明了我国立法者在既不能排除被告人的犯罪嫌疑又不能证明其为真正的罪犯的两难情况下,于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个价值取向中选择了后者。这对于我国推进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践中的疑罪从轻

 

尽管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明确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但是在实践中,司法机关在面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出于种种原因,不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作出疑罪从轻的判决。司法实践中对于疑罪典型的处理方式是,根据刑法的规定,对被告人所认定的犯罪应判决死刑立即执行或其他重刑,而以死缓、无期徒刑或其他较轻自由刑代替。[3]从司法机关的角度看,这种“中庸”的做法相对于“枉”和“纵”或许更易于让人接受,但是从法治的角度看,这种做法明显的违反了法律、侵犯了人权。因此在理论界,反对疑罪从轻一直是主流观点。尽管如此,仍然有观点认为,疑罪从轻不是疑罪从无的对立面,其作为疑罪从无原则的例外是具有合理性的。提出这种观点的原因,在于法学界和司法界对于疑罪的概念、内涵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看法。他们认为疑罪不仅包括罪与非罪的难以认定,还包括重罪与轻罪、一罪与数罪的难以认定;不仅包括被告人犯罪事实的难以认定,还包括法律适用的难以认定等。支持疑罪从无抑或反对疑罪从轻,都应当在特定的语境下,对疑罪的内涵进行界定。这些理由或许有一定道理,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观点忽视了一个事实即疑罪从无在我国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只要是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就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为主流观点所反对的疑罪从轻,指的也是在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情况下,司法机关作出的被告人有罪但从轻处理的判决。

实践中存在疑罪从轻,表明了我国部分司法人员仍持有有罪推定的观念。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原则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人权观念萌生的产物。在此之前,有罪推定在世界各国都是普遍适用的原则,中世纪的欧洲实行纠问制的诉讼制度,一个人一旦成为被告人,则被视为罪犯,不拥有任何权利,存在疑罪则按有罪处理。]我国古文献《尚书·大禹谟》亦有“罪疑惟轻、功疑惟重”的记载。与封建社会时的有罪推定相比,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的发展历史相对短暂。无罪推定原则在联合国于1948年12月10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首次被确认。我国更是在1996年才首次在刑事诉讼法中作出相关规定。因此我国部分司法人员仍然持有有罪推定的观念,在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先入为主的认为其有罪。即使现有证据不足以定罪,司法人员面对有犯罪嫌疑的被告人时,仍然不相信其可能是无辜的,在“绝不放过一个坏人”思想的作祟下,不甘心就此作出无罪判决让其脱离法律的制裁。相较于放纵被告人,对其施以较轻的刑罚更能让司法人员接受。

这要求司法人员从思想上尽快转变、树立无罪推定的观念。所谓意识指导实践,只有深刻认识到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对于推进法治建设、保障基本人权的重要性,司法人员才能在司法实践中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摈弃疑罪从轻的错误做法。

 

 疑罪从轻的危害性

 

1
违反法律的明文规定,损害了法律的权威性

法律是一种代表了国家意志的社会规范,其不仅对社会公众具有引导作用,对于国家机关更是如此。法有规定必须为,法无规定不可为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作出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时必须要遵守的一项金科玉律。在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被害人有罪的情形下从轻作出有罪判决,无疑违反了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明文规定。法律作为社会规范对于社会公众的教育作用和警示作用,是通过司法人员在每一个具体案例中对法律的正确适用来发挥的,其不仅仅体现在公民的行为在触犯了法律时会受到什么样的制裁,也体现在公民的行为没有触犯法律时会得到什么样的保护。在党和国家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的今天,若像疑罪从轻这样司法机关违反法律明文规定的现象普遍存在,无疑会极大损害法律的权威性。

2
极易造成冤假错案,侵犯被告人的基本人权

在孙万刚案、赵作海案等一系列冤假错案被媒体披露后,主流观点认为疑罪从轻是产生冤案的祸根。犯罪事实虽然是客观存在的,但没有一个人能够逆转时光回到犯罪发生的具体情形之中,法官只能靠公诉人、辩护人提交的证据来拼凑出法律上的事实。若在现有证据无法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时,法官采用疑罪从轻的处理方式判决被告人有罪,就有很大的可能造成一起冤假错案,侵害被告人作为公民享受的基本人权。刑事诉讼具有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当一起犯罪发生时,已经对社会秩序造成了损害,若此时再让一个无辜的公民因为这起犯罪蒙受不白之冤,无疑会对社会秩序造成二次损害。从这个角度来看,疑罪从轻是背离了刑事诉讼的目的的。

坚持疑罪从无,是我国推进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从历史的角度看,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对于基本人权的保障有着重要意义。我国自尊重与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后,一直努力在法律规范层面为其提供保障。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和第一百九十五条确定的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同其他法律规定一道构成了我国保障人权的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四中全会决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要加强完善立法、合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同时也要增强全民的法治意识。自古以来,人民群众对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同样持有有罪推定的观念,认为走上被告席的人一定是罪犯,而为其辩护的律师则被称为“魔鬼代言人”。法律作为社会规范,其对社会的教育和警示作用决定了,公正司法对于增强全民法治意识有着积极的影响。在立法已经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原则时,就需要司法人员在疑罪情形下严格遵守法律规定,才能改变老百姓长此以来根深蒂固的意识。制度与观念两手抓,才能更好地推进依法治国。

参考文献

陈烨.论法治环境下的“疑罪从无”原则.[J].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10.3.

沈德咏.论疑罪从无.[J].中国法学.2013.5:5-21.

刘宪权.“疑罪从轻”是产生冤案的祸根.[J].法学.2010.6:16-21.

金钟.论“疑罪从无”原则之例外——“疑罪从轻”.[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2:109-115.

邵劭.从无与从轻:疑罪的理论界分与实践运行.[J].浙江学刊.2016.2:16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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